注释
[1]在现代通用汉语中，精确地说，只有单音节语素的语音才是有义音节。只有在根据语言的能产性把只出现在多音节语素中的无义音节都分析成潜在的有义音节的情况下，才能把只出现在多音节语素中的无义音节当成有义音节来分析。因此，在根据语言的能产性把只出现在多音节语素中的无义音节都分析成潜在的有义音节的情况下，在汉语中，音节都是有义音节(单音节语素的语音)，没有无义音节。
[2]音节就是字音。古人用汉字来记录汉语，一个单音节词总是用一个汉字来记录。在古代汉语中，尽管单音节词数量占绝对优势、多音节词(至少含有两个音节的词)数量较少，然而多音节词使用频率不低。用汉字来记录汉语，多音节词也要记录。在汉语中，除重言(叠字)词例如姥姥、妈妈和崽崽外，多音节词分为单语素词和多语素词两类。单语素词是只含一个语素的词，又名单纯词。多语素词是至少含有两个语素的词，又名合成词。因此，多音节词分为多音节单语素词和多音节多语素词两类。多音节单语素词就是多音节单纯词。多音节多语素词就是多音节合成词。古人用汉字来记录汉语，在记录多音节多语素词时，用记录构成多语素词的每个语素的汉字来记录。古人用汉字来记录汉语，在记录多音节单语素词时，通常不考虑语义、只考虑语音，一个多音节单语素词包含几个音节就用几个汉字来记录。记录多音节单语素词包含的音节的汉字，当记录的音节和某个单音节语素同音时，一般都是借用记录某个单音节语素的汉字例如辗转的“转”；只有当记录的音节和任何一个单音节语素都不同音时，才会用一个独特的汉字例如尴尬的“尬”。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大致都是单音节词。因此，在古代汉语中，记录单音节词的汉字，都是记录单音节语素的汉字。记录单音节词的汉字，在周秦时，或称为文或称为字。文与字相对，文指独体字，字指合体字，都记录单音节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直到秦末，秦始皇在“琅琊山石刻”中才第一次把文和字统称为字。在用汉字来记录单音节词、记录构成多语素词的语素和记录多音节单语素词包含的音节后，音节和汉字的对应关系是：音节就是同音字集的字音。因此，在汉字系统形成后，音节就是字音。
[3]在古代汉语中，“字”和“词”大致是同义词，字音大致就是词音，分析字音大致就是分析词音。在学术上，一种观点是，在现代通用汉语中，构成语句的基本单位(语法的基本单位)是“字”而不是“词”，两者不能等同 (徐通锵, 2001) (程雨民, 2003)。然而，在古代汉语中，指称概念或名称的“词”或“字”和指称构成语句的基本单位的“词”或“字”，指称对象大致是相同的。在古代汉语中，“词”和“辞”在“言词(即概念或名称)”这个义项上是同义词，只不过是在汉代以前，古人一般只说“辞”，不说“词”。荀子在《荀子·正名》中把“辞”定义为：“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这就是说，“辞”是指称一类事物的名称，表达一类事物的概念意义。汉代以后，古人才逐渐以“词”代“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词”定义为：“词，意内而言外也。”这就是说，“词”是概念的名称，具有内涵和外延。可见，在“言词”这个义项上，汉代以前的“辞”就是汉代以后的“词”。在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多音节词(包括多音节单语素词(多音节单纯词)和多音节多语素词(多音节合成词))数量较少，表示构成语句的基本单位的词，大致都是单音节词。古人用汉字来记录汉语，一个单音节词总是用一个汉字来记录。因此，在古人语文中，指称单个汉字的“字”常被引申来指称单音节词的“词”。因此，在古代汉语中，由指称单个汉字的“字”引申来指称单音节词的“字”、表示概念或名称的“词”和指称单音节词(构成语句的基本单位)的“词”，指称对象大致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在古代汉语中，“字”和“词”大致是同义词，字音大致就是词音，分析字音大致就是分析词音。
[4]在把从音节中切除了韵以后剩下的音段整体分析成“声”从而把音节分析成由声和韵构成的音节后，“韵”是音节的除声以外的音段。然而，由于音节或由“韵”充当或由“声”和“韵”构成，因此，“韵”是音节的除声以外的音段，这个判断，严格地说，是不准确的。不过，根据反切解说，古人认为，每个音节都是由反切上下两字所记录的“声”和“韵”构成的，也就是说，古人把由“韵”充当的音节分析成零“声”音节。因此，根据每个音节都是由反切上下两字所记录的“声”和“韵”构成的这个论断可知，在音节中，“韵”是音节的除声以外的音段。
[5]根据汉语在音译外语时的音译实践可知，汉语特有的音节结构观念，也就是说，汉语特有的划分汉语和其它语言的音节的方法是：⑴ 当在元音前有单辅音时，把单辅音分析成首音；当在元音前有复辅音时，把元音前的复辅音中的倒数第一个辅音分析成首音；当在首音和元音间还有半元音时，或把半元音分析成独立的音段，或把半元音分析成首音的特征，或把半元音分析成高元音。例如，在英语单词 spray 中 r 是音节 ray 的首音，在英语单词 sky 中 k 是音节 ky[kai]的首音。⑵ 在复辅音中，对首音前面的辅音，一个辅音分析成一个音节，有几个辅音就分析成(翻译成)几个音节。例如，在英语单词 spray 中，s 和 p 各算一个音节、ray 算一个音节、整个单词共有三个音节。又如，在英语单词 sky 中，s 算一个音节、ky[kai]算一个音节、整个单词共有两个音节。⑶ 把元音后面的不除阻的塞音(不完全发音的塞音)分析成尾音。例如，汉语方言的塞尾。⑷ 把和元音相拼的元音后面的鼻音分析成尾音。⑸ 把元音后面的除尾音(塞尾和鼻尾)外的单辅音或复辅音，一个辅音分析成一个音节，有几个辅音就分析成(翻译成)几个音节；把尾音(塞尾和鼻尾)后面的单辅音或复辅音，一个辅音分析成一个音节，有几个辅音就分析成(翻译成)几个音节。例如，在英语单词 max[mæks]中，ma 算一个音节、k 和 s 各算一个音节、整个单词共有三个音节。又如，在英语单词 desks[dɛsks]中，de 算一个音节，s、k 和 s 各算一个音节、整个单词共有四个音节。⑹ 当一个辅音例如鼻音既充当前一音节的尾音又充当后一音节的首音时，分属两个音节。例如，在英语单词 china 中，n 既充当前一音节的尾音又充当后一音节的首音、分属两个音节，音译“秦那”，整个单词共有两个音节。⑺ 在汉语音节中，当音节无介音时韵段是音节的除首音外的音段、当音节有介音时韵段是音节的除首介合音外的音段。当音节有尾音时韵段包含音节的尾音。在汉语中，韵段包含声调。
[6]在唐宋韵书中，韵书编撰的体例是：⑴ 按照调类是否相同把韵段分成平、上、去、入四类。⑵ 按照韵目是否相同分别把平声韵、上声韵、去声韵和入声韵各分成若干个不同的韵，例如在《切韵》中把平声韵分为 54 韵、把上声韵分为 51 韵、把去声韵分为 56 韵、把入声韵分为 32 韵，总计把韵分为 193 韵；⑶ 根据字音是否相同把同韵的字分成若干个字音不同的小组(小韵)。⑷ 在每个小韵前标注一个圆圈，作为分组的标志。这个圆圈被称为纽。因此，纽，随后就被引申来指称小韵，例如把一个小韵称为一纽。纽，后又被引申来指称同韵不同小韵的字音的声段，也就是说，纽或指首音或指首介合音，例如把两个同属一韵分属不同小韵的字音称为两个不同纽或纽不同的字音。纽，最后甚至又被章炳麟等人引申来指称首音(节首辅音)。根据纽指称同韵不同小韵的字音的声段，也就是说，根据纽或指首音或指首介合音，纽就是声韵二分法的两类声段。因此，纽，在声韵二分法中被改名为声段。
[7]在学术上，关于韵的解释，主要解释约有两种：一种解释是，韵就是隋朝陆法言在《切韵》中和北宋陈彭年等人在《广韵》中所指的韵，当音节无介音时韵是音节的除首音外的音段、当音节有介音时韵是音节的除首介合音外的音段。根据这个解释，当音节无介音时声指首音、当音节有介音时声指由首音和介音构成的首介合音。另种解释是，韵就是等韵，是音节的除首音外的音段、当音节有介音时韵还包含介音。根据这个解释，无论音节是哪类音节，声都不含介音。因此，历时地看，“声”和“韵”的指称对象都不是专一的。因此，在说明音节时，为使说明准确，不再用”声”来表示反切上字所记录的音段、不再用“韵”来表示反切下字所记录的音段。
[8]历时地看，“声”的指称对象不是专一的，汇集起来，大致存在 5 种情况：⑴ 指声段(声段特指由《切韵》系韵书的反切上字所记录的音段)；⑵ 指声调；⑶ 指声母；⑷ 指韵或韵母；⑸ 指音节。声，最初，即在声韵二分法(第一代析音法)或第一代反切中，被用来指称由反切上字所记录的声段，例如古人在说明反切时说被切音字和反切上字双声、就是说两者的声段相同。声，六朝齐梁以后又被用来指称声调，例如“四声”就是指四类声调。声，隋唐以后又被用来指称声母，例如神珙“五音声论”把声母分为五声：“东方喉声、西方舌声、南方齿声、北方唇声、中央牙声”。声，偶尔还被用来指称“韵”或“韵母”，例如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中就用声来指称“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或“韵母”🔍 (林焘-耿振声-2004)。声，甚至还被用来指称音节，例如宋代丁度等编撰的《礼部韵略》中说：“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谓之切。”历时地看，韵的指称对象不是专一的，汇集起来，大致存在 4 种情况：⑴ 指韵段(韵段特指由《切韵》系韵书的反切下字所记录的音段)；⑵ 指等韵；⑶ 指韵母；⑷ 指韵基。韵，最初，即在声韵二分法(第一代析音法)或第一代反切中，被用来指称由反切下字所记录的韵段。韵段指由韵基和与其联结的调段构成的音段，它是《切韵》系韵书的分析对象，大致对应同调同部相押的韵文韵语的韵。在唐宋韵书中，声调是韵的组成部分，不同声调就算不同的韵，也就是说，“韵基(即韵腹加韵尾)相同，并且声调也相同的汉字属于同一个部类，每一个部类就叫做一个韵。” 🔍 (林焘-耿振声-2004)六朝以后，律诗兴起，古人做诗讲究同调相押，而不是后来的异调相押，韵文韵语的韵多数是指韵段。研究表明，先秦韵文多数也是同调相押的。随后，韵又被引申来指称等韵。这从早期等韵图中看就是先按开合再按等呼划分等级的等韵图的韵，从语音上而不是从音系上分析，就是清末陈澧在《切韵考》中说的“韵类” 🔍 (谭世宝-2009)，从韵母的角度来说，就是由韵母和与其联结的调段构成的音段，这在有些文献中被称为“带韵调母”。表示“等韵”或“韵类”的韵和《切韵》的韵或同调同部相押的韵文韵语的韵不尽相同。《切韵》的韵或同调同部相押的韵文韵语的韵，韵母的韵头不同也算同韵，而表示“等韵”或“韵类”的韵只有韵母和声调完全相同才算同韵。在析出节调后，韵又经常用作韵母的简称，因而意指韵母。在分出韵头后，韵又经常用作韵身或韵基的简称，因而意指韵身或韵基，这可以说就是不同调但同部相押的韵文韵语的韵。谭世宝在《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 🔍 (谭世宝-2009)中，从词源的角度，详尽讨论了声韵的多义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基本含义，就是明证。可见，历时地看，“声”和“韵”的指称对象都不是专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声段和韵段简称为“声”和“韵”，而又仍然把声母或声调简称为“声”，把等韵、韵母或韵基简称为“韵”，就不能说清这些不同的声、韵到底谁是谁，谁非谁了。综述说明，“声”，除用来指称由反切上字所记录的声段外，一般地说，又用来指称声母，也用来指称声调，还用来指称音节，甚至有时还用来指称韵段或韵母。韵，除用来指称由反切下字所记录的韵段外，一般地说，又用来指称等韵，也用来指称韵母，还用来指称韵身(韵母除韵头外的部分(近些年来称为韵基))。
[9]汉语是在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后变成声调语言的。汉语曾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变调构词法是单音节词占数量优势并处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一种构词法。“变调构词指利用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它是音变构词的一种类型”🔍 (孙玉文-2000)。研究表明，最晚从《诗经》时代起，汉语就已经采用变调法构词。尽管学界对于变调构词法产生之前汉语是否已是声调语言存在争议，然而，可以明确，自系统采用变调构成法后，汉语音节已经用声调对立来辨别意义，也就是说，汉语音节已经存在对立的声调，这标志着汉语已经是一种声调语言。
[10]修订内容主要内容约有六项：⑴ 排定字母音类次序。1919 年 4 月 6 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把 39 个字母按照发音部位排成以下次序：唇音：ㄅ、ㄆ、ㄇ、ㄈ；舌尖音：ㄉ、ㄊ、ㄋ、ㄌ；舌根音：ㄍ、ㄎ、ㄫ、ㄏ；舌面音：ㄐ、ㄑ、ㄬ、ㄒ；翘舌音：ㄓ、ㄔ、ㄕ、ㄖ；齿音：ㄗ、ㄘ、ㄙ；介母：ㄧ、ㄨ、ㄩ；单韵母：ㄚ、ㄛ、ㄝ；复韵母：ㄞ、ㄟ、ㄠ、ㄡ；带声韵母：ㄢ、ㄣ、ㄤ、ㄥ；特殊韵母：ㄦ。⑵ 增加韵母ㄜ。1920 年 5 月 22 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审音委员会认为，ㄛ母兼标[o]、[ɤ]两音不便，决议标“质”、“日”、“陌”、“职”、“缉”等韵母时，在字母ㄛ上方加小圆点写成ㄮ，以示区别。但 1922 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时，把上面的圆点与下面的ㄛ相连，成为“ㄜ”，形成了另一个字母，使“注音字母”从 39 个字母增加为四十个。⑶ 改变标调方法。1922 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原来在注音字母四角加点的标调方法改为在韵母上方添加上标短横线[◌̄]、锐音符[◌́]、抑扬符[ˇ]、钝音符[◌̀]和上圆点[˙]。⑷ 改变拼音标准。1923 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成立“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话的普通读音，不再拼“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新的拼音标准(后称新国音或京音)与“国音”(后称老国音)有以下 6 点不同：① ㄪ、ㄫ、ㄬ 3 个声母不用。② 取消尖音。ㄗ、ㄘ、ㄙ不再与ㄧ、ㄩ拼，凡与ㄧ、ㄩ拼的字音，都按北京语音用ㄐ、ㄑ、ㄒ拼成团音。③ ㄛ除作叹词外，分为ㄜ和ㄨㄜ两音，不过与ㄅ、ㄆ、ㄇ、ㄈ拼时，ㄨㄛ可省略ㄨ，作ㄅㄛ、ㄆㄛ、ㄇㄛ、ㄈㄛ。④ ㄧㄛ改拼为ㄩㄛ。ㄧㄛ只作叹词用。⑤ ㄝ拼音时只作ㄧㄝ和ㄩㄝ。⑥ 入声不用，原有的入声字分归平上去各声。从 1923 年起，注音字母就一律按北京音拼了。⑸ 改变方案名称。1930 年 4 月 21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议决，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认为《注音方案》的功用“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名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⑹ 添补“ㄭ”母。1932 年 1 月教育部“编订《国音常用字汇》特组会议”决定，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添补一个注音不用、单为说明音理用的“ㄭ”母，作为ㄓ、ㄔ、ㄕ、ㄖ、ㄗ、ㄘ、ㄙ 7 个声母单独成音节时的省略韵母(虚母)。
[11]《注音符号方案》只有四个声调(高调阴平、升调阳平、低调上声和降调去声)。1923 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成立“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话的普通读音，不再拼“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新的拼音标准(后称新国音或京音)与“国音”(后称老国音)有 6 点不同，与声调有关的内容就是：入声不用，原有的入声字分归平上去各声。从 1923 年起，注音字母就一律按北京音拼了。因此，《注音符号方案》只有四个声调。《注音符号方案》的标调方法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标调方法相同。《注音方案》的标调方法，最初在字母四角上加点标调。具体方法为：阴平不标，阳平标在左下角，上声标在左上角，去声标在右上角，入声标在右下角。1922 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原来在注音字母四角上加点的标调方法改为在韵母上方添加上标短横线[◌̄]、锐音符[◌́]、抑扬符[ˇ]、钝音符[◌̀]和上圆点[˙]。
[12]《注音方案》的“韵母”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不尽相同。在多数解说《注音方案》的文献中，通常把该案的韵母划分成“基本韵母”和“结合韵母”两类。基本韵母指由该案的“韵母”和“介母”充当的韵母。基本韵母包含“韵母”ㄚ、ㄛ(ㄜ)、ㄝ、ㄭ、ㄦ、ㄞ、ㄟ、ㄠ、ㄡ、ㄢ、ㄣ、ㄤ、ㄥ和由“介母”ㄧ、ㄨ和ㄩ充当的韵母；共有 16 个。结合韵母指由“介母”和“韵母”构成的韵母。结合韵母包含ㄧㄚ、ㄧㄛ、ㄧㄝ、ㄧㄠ、ㄧㄡ、ㄧㄢ、ㄧㄣ、ㄧㄤ、ㄧㄥ，ㄨㄚ、ㄨㄛ、ㄨㄞ、ㄨㄟ、ㄨㄢ、ㄨㄣ、ㄨㄤ、ㄨㄥ和ㄩㄝ、ㄩㄢ、ㄩㄣ、ㄩㄥ；共有 21 个。在《汉语拼音方案》中，韵母包含《注音方案》的“基本韵母”和“结合韵母”两类韵母。在解说《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献中，结合韵母的介母被分析成韵头；相对韵头，结合韵母的除介母外的部分(“韵母”)被分析成韵基。《注音方案》的“基本韵母”和“结合韵母”与《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的对应关系是：一、在《注音方案》中，介母既充当基本韵母也充当结合韵母的介母。介母有ㄧ、ㄨ和ㄩ 3 个。介母，除在结合韵母中充当介母外，还能单独充当韵母。由三个介母充当的基本韵母，也属《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二、在《注音方案》中，“韵母”既充当基本韵母也充当结合韵母的韵基。结合韵母的韵基，在《注音方案》中叫做“韵母”，因此，在《注音方案》的结合韵母中，“韵母”事实上只是结合韵母的韵基。在《注音方案》中，“韵母”，除在结合韵母中充当韵基外，还能单独充当韵母。这类基本韵母也属《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在《注音方案》中，“韵母”包含ㄭ，但不分ㄛ[o]和ㄜ[ɤ]，实有 13 个：ㄭ、ㄦ、ㄚ、ㄛ、ㄝ、ㄞ、ㄟ、ㄠ、ㄡ、ㄢ、ㄣ、ㄤ和ㄥ。尽管《注音方案》最初没有列出韵母ㄭ，但在说明中规定，含有这个韵母的音节，用声韵合母的齿背音声母ㄓ、ㄔ、ㄕ、ㄖ和翘舌音声母ㄗ、ㄘ、ㄙ记音。韵母ㄭ为 1932 年修订时增加，但规定仅限在说明音理时使用。既然这些音节含有这个韵母，它就是《注音方案》的一个韵母。因此，在《注音方案》中，“韵母”实有 13 个。在《注音方案》中，最初，韵母ㄜ[ɤ]包含在韵母ㄛ[o]中，不分韵母ㄛ[o]和ㄜ[ɤ]。韵母ㄜ[ɤ]是 1920 年修订增加的，在增加这个韵母后，“韵母”从 13 个增加为 14 个。因此，《注音符号方案》共有 14 个“韵母”。三、《注音方案》没有显式列出的结合韵母也属《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结合韵母，在《注音符号方案》中，指由介母ㄧ、ㄨ或ㄩ和单韵母ㄚ、ㄛ、ㄝ，复韵母ㄞ、ㄟ、ㄠ、ㄡ，带声韵母ㄢ、ㄣ、ㄤ、ㄥ构成的韵母，属不言而喻的内容。可是，《注音符号方案》既未列出这类韵母，也未给出这类韵母的名称。这类韵母，在多数解说《注音方案》的文献中常被称为结合韵母。结合韵母也属《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
[14]单韵母是由单元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强调指出，单韵母不能被定义为由单元音充当的韵母。在析出节调后，单韵母仅指单元音的音质，不含单元音的音调(简单地说就是声调)。因此，不能认为单韵母就是单元音。
[15]二合复韵母包含前响复韵母和后响复韵母。开口呼鼻韵母指既属开口呼韵母又属鼻韵母的二质韵母，又被称为开口呼二质口鼻韵母。复韵母是由复元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强调指出，复韵母不能被定义为由复元音充当的韵母。鼻韵母是由口鼻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强调指出，鼻韵母不能被定义为由口鼻合音充当的韵母。口鼻合音，就是元鼻合音，指由口腔元音和鼻音构成的音段，或由非高元音和鼻音构成，或由高元音和鼻音构成，或由高元音、非高元音和鼻音构成。
[16]三合复韵母就是中响复韵母。非开口呼鼻韵母指既属非开口呼韵母又属鼻韵母的三质韵母，又被称为非开口呼三质鼻韵母。非开口呼鼻韵母也指由非开口呼三质鼻韵母在韵腹脱落后变成的非开口呼二质口鼻韵母(非开口呼三质鼻韵母在韵腹脱落后的实际音质)。由非开口呼三质鼻韵母在韵腹脱落后变成的非开口呼二质口鼻韵母，从韵母的系统性上分析，被分析成三质韵母。
[17]前长韵母是前长二质韵母的简称。前长韵母，都是开口呼韵母，也被称为开口呼二质韵母。前长是指前长韵母的韵腹的时长和三质韵母的韵腹的时长相比较长、长出部分和三质韵母的韵头相对等长。换句话说，前长韵母的韵腹的时长和三质韵母的韵头的时长和韵腹的时长的总长相对等长。
[18]后长韵母是后长二质韵母的简称。后长韵母，都是非开口呼韵母，也被称为非开口呼二质韵母。在通常情况下，后长韵母只包含后响复韵母。非开口呼三质鼻韵母在韵腹脱落后变成的非开口呼二质口鼻韵母，在不被从韵母的系统性上分析成三质韵母时，也被看成是后长韵母。后长是指后长韵母的韵腹的时长和三质韵母的韵腹的时长相比较长、长出部分和三质韵母的韵尾相对等长。换句话说，后长韵母的韵腹的时长和三质韵母的韵腹的时长和韵尾的时长的总长相对等长。
[19]对“音节结构具有层层二分的特性”这个看法，学界尚存争议。一般地说，引入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前，在汉语语音学中，音节的结构是否具有层层二分的特性，在学术上，是不明确的。例如王力在《汉语音韵》中虽然认为韵腹和韵尾构成韵身(韵基)，但是没有明说韵腹和韵尾同处一层而韵头与韵腹和韵尾不同处一层🔍 (王力-1962)。根据已知事实判断，这个看法是近些年来学界在生成音系学派的影响下才明确提出来的。然而，根据析音法的演进历程判断，若不考虑古人从音节中析出节调以前的情况，那么，古人从音节中析出节调，从析出节调以后的节质中析出声母和韵母，从韵母中分出韵头和韵身(韵基)，从韵身(韵基)中分出韵腹和韵尾，这个过程是层层二分的 🔍 (施向东-2008)。在结构上，音节内部各个部分的关系也具有层层二分的特性 🔍(徐通锵-2001) 🔍 (施向东-2008)。这表现在，韵腹是音节和韵母的核心，韵腹和韵尾的关系比较紧密，韵头和韵腹结合的紧密程度小于韵尾和韵腹结合的紧密程度 🔍 (石锋-2008)，韵头和韵身(韵基)结合的紧密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韵头和声母结合的紧密程度，声调一般地说是整个音节的特征。然而，在汉语语音学中，一直存在一种与层层二分法不同的历史更久影响更大的方法。这表现在，由于韵头和韵身(韵基)结合的紧密程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韵头和声母结合的紧密程度，因此不论是在古人还是在今人中，都有把声母和韵头分在声段一边的。在《切韵》系韵书中，古人通常把首音和介音分析成声段、不作深入分析。曲韵学派通常采用这种方法，例如明末沈宠绥(？～ 1645)在《度曲须知》中、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就采用这种方法。曲韵学派分析声段连声带呼(连声母带等呼)，认为在唱曲时“出字”，这在拼音时就是声段的发音，要“审五音、正四呼”。在今人中，也有不少是先沿用这种方法把声母和韵头一起分析成首音(Onset)、再把首音分析成声母和介质两段的。例如王洪君在《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 (王洪君-1999)中就采用这种方法。再者，和前面的两种观点不同，在今人中，有人提出韵头既不属声段也不属韵母，声母、韵头、韵身(韵基)一字排开，三者同处一层的观点。例如沈家煊 (沈家煊, 1992) 🔍 (ShenJiaxuan-1993)就把韵头独立出来，与声母和韵身(韵基)并列。朱晓农在《语音学》 🔍(朱晓农-2010)中也采用这种方法。可见，韵头究竟是属声段还是属韵母，在学术上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除这个问题外，古人一般认为，声调在形式上是整个音节的特征，用非线性音系学的术语来说明，就是节质与声调联结。然而，在今人中，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声调只与韵基联结 🔍 (王洪君-1999) 🔍(朱晓农-2010)。
[20]在汉语中，前人认为，从音节中析出的“音素”和运用音素分析法从非声调语言的语音中分出的音素，内涵是相同的，都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音段。例如，前人认为，从汉语音节 yī[i⁵⁵]、yí[i³⁵]、yǐ[i²¹⁴]、yì[i⁵¹]、xiē[ɕiᴇ⁵⁵]、xié[ɕiᴇ³⁵]、xiě[ɕiᴇ²¹¹]和 xiè[ɕiᴇ⁵¹]中分出的 i[i]，和从英语语音 be[bi]、me[mi]、he[hi]中分出的 i[i]相比，内涵完全相同，都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音段 i[i]。在非声调语言中，音素确实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音段。非声调语言不用对立的声调来区别语义，因此，从非声调语言的语音中分出音素并确定表示音素的音位，完全不必区分音素及音位的音高特征的差异。然而，从非声调语言的语音中分出音素，只是没有区分音素的音高差异，根本没有分出音素的音高。在非声调语言中，当音素是清音时，清音的音调是零、不随语调变化而变化，因而，清音是具有确定的音质和确定的音高的音段。然而，在非声调语言中，当音素是浊音时，浊音的音高随语调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浊音表示一类音质相同、音高不定的音段。例如，根据三度标调法用字符来标调，依序用 H、L、LH 和 HL 来记录高调、低调、升调和降调，用特征矩阵来表示音段，元音[i]，音质相同、音高随语调变化而变化，既可能对应高调的[i]，又可能对应低调的[i]，也可能对应升调的[i]，还可能对应降调的[i]，依序记作：[ ʜ i ] ， [ ʟ i ] ， [ ʟʜ i ] 和 [ ʜʟ i ] \begin{matrix} \begin{bmatrix} ʜ \\ \text{i}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ʟ \\ \text{i}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ʟʜ \\ \text{i} \end{bmatrix} & 和 & \begin{bmatrix} ʜʟ \\ \text{i} \end{bmatrix} \end{matrix}[ʜi]，[ʟi]，[ʟʜi]和[ʜʟi]。因此，元音[i]表示一类音质同为[i]、音高随语调变化而变化的音段。又如，浊辅音[n]，音质相同、音高随语调变化而变化，既可能对应高调的[n]，又可能对应低调的[n]，也可能对应升调的[n]，还可能对应降调的[n]，依序记作：[ ʜ n ] ， [ ʟ n ] ， [ ʟʜ n ] 和 [ ʜʟ n ] \begin{matrix} \begin{bmatrix} ʜ \\ \text{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ʟ \\ \text{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ʟʜ \\ \text{n} \end{bmatrix} & 和 & \begin{bmatrix} ʜʟ \\ \text{n} \end{bmatrix} \end{matrix}[ʜn]，[ʟn]，[ʟʜn]和[ʜʟn]。因此，浊辅音[n]表示一类音质同为[n]、音高随语调变化而变化的音段。在汉语中，尽管前人认为“音素”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音段，然而，在这种由节调与充当声母和构成韵母的“音素”构成的音节中，无论是先析出节调还是后析出节调，只要析出节调，在析出节调后，“音素”已不再是从音质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音段、而仅仅是根据音质的差异从由声母和韵母构成的节质中析出的只表示音质不表示音调的最小音质，简单地说，“音素”只不过是音素的音质，因此，把音素的音质命名为“质素”，“音素”实际上是质素，音节实际上是由节调与构成节质的质素序列构成的音节。这种音节被简称为节调质素音节，因此，尽管在术语上沿用指称非声调语言的音素这个术语，尽管在音标上沿用记录非声调语言的音素的音标，然而，“音素”只不过是一类音质相同、音高不定的音段的音质。这就是说，尽管前人在套用音素分析法来分析汉语音节时，没有具体考虑汉语具有声调这个特征，直接借用非声调语言的音素这个术语来指称汉语语音的“音素”。然而，严格地说，声调语言的“音素”和非声调语言的音素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非声调语言的音素是具有确定的音质、未定的音调的音段。然而，在汉语中，在析音时，如果先析出节调再析出“音素”，那么析出的“音素”事实上是构成节质的质素。如果先析出音素再析出节调，那么声调被一段段地划分到各音中，分出的音素具有作为节调的一个调段的音调，因此，析出节调、就是析出每个音素具有的作为节调的一个调段的音调。在从音素中析出了它所具有的作为节调的一个调段的音调后，“音素”已不再是音素而是音素的音质或构成节质的质素。因此，在汉语中，“音素”只不过是音素的音质或构成节质的质素，换句话说，“音素”只不过是在从音素中析出了它所具有的作为节调的一个调段的音调后剩下的音质——质素。例如，在析出节调后，从音节 ɑ̄[ᴀ⁵⁵]中分出的 ɑ[ᴀ]、从音节 yé[iᴇ³⁵]中分出的 y[i]和 e[ᴇ]、从音节 wɑ̌i[wæɪ²¹⁴]中分出的 w[w]、ɑ[æ]和 i[ɪ]、从音节 miɑ̀n[miæn⁵¹]中分出的 m[m]、i[i]、ɑ[æ]和 n[n]，都不是音素，都只是音素的音质或构成节质的质素。因此，前人借用“音素”来指称音素的音质是名不副实的；今人沿用“音素”来指称音素的音质是词不达意的，不能再把音素的音质称为“音素”。只有根据“音素”只不过是音素的音质用“质素”来指称音素的音质，才能避开名不副实的矛盾，才能名符其实地反映这类过去长期被称呼成“音素”的对象是音素的音质这一事实。因此，在把“音素”改名为质素后，“音素”实际上是质素。综合说明，在现代通用汉语中，“音素”只不过是音素的音质或构成节质的质素。
[21]质素分析法特指分析声调语言的语音的音质的方法。声调语言分成单音节声调语言和多音节声调语言两类。汉语是单音节声调语言。相对非声调语言，汉语具有声调；相对多音节声调语言，在汉语中，把音节的声调简称为节调，节调是声调的形式。因此，分析汉语音节，不能完全不考虑节调对立、直接根据音素分析法把音节分析成一列不含节调的音素。如果完全不考虑节调对立，直接根据音素分析法把音节分析成一列不含节调的音素，就不能确定声调。这在学术上是有历史教训的。元代的《八思巴字》和民国的《拉丁化新文字》碰到的问题就是历史教训。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在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其它参考材料，往往难以确定拼写内容对应的汉字(同音异义词)究竟是哪个汉字，因而，两者由于不能区分声调，不符合汉语语音实际，事实证明是两个失败的方案。相反，那些能够区分声调的方案，只能说因完全不能区分同音同调不同字义的汉字而还很不完善，不能说完全是失败的。事实上，如果汉语没有历史悠久、形体优美、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方块汉字)，那么，在一个能够区分节调的纯粹拼音的方案的基础上，找到一种可行的区分同音异义汉字的方法，就会得到一个成功的拼写汉语的方案。藏文、缅文、泰文及现行的越文就是成功的拼音文字。一个拼音方案的成功与否，涉及许多因素，但是如果一个拼音方案的语音分析本身是失败的，那么这个方案注定是失败的。因此，分析汉语音节，形成一种和音素分析法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分析汉语音节，内容就是析出节调和节质并把节质分析成质素序列，把音节分析成由节调与构成节质的质素序列构成的音节。《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中国音韵学研究》、《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和《汉语拼音方案》都是根据这种析音法析音的方案。
[22]在汉语中，根据“音素”实际上是质素(“音素”的音质)和“音素”分为“辅音和元音”两类，“辅音”事实上是辅音的音质；“元音”事实上是元音的音质。根据“音素”分为“清音“和”浊音”两类，“清音”就是清音的音质；“浊音”事实上是浊音的音质。尽管，当辅音为浊音时，浊辅音事实上是浊辅音的音质，然而，对充当声母的浊辅音，这类浊辅音的音高不构成对立，在析出节调时，不必分出这类浊辅音的音高，也就是说，不必考虑这类浊辅音的基频差异，把这类辅音分析成浊辅音，可以认为这类浊辅音的音质就是浊辅音，不必对两者作严格区分。可是，在汉语中，在析出节调后，对构成韵母的浊音类的“音素”(包含充当韵母或构成韵母的“元音”和“辅音”)，这类“浊音”只有音质没有音高，因此，这类“浊音”只是这类浊音的音质。
[23]节调质素分析法是由汉语的音义关系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在汉语中，音节分为有义音节和无义音节两类。有义音节就是单音节语素的语音，包含那些只被用作拟声语素的音节。无义音节是指虽则在多音节语素中存在但却并不表示任何单音节语素的语音的音节。在汉语中，既不出现在多音节语素中也不是任何单音节语素的语音的音节是不存在的。因此，准确地说，无义音节是指那些从多音节语素中分离出来孤立地看不是任何一个单音节语素的语音的有音无义的音节。例如，在“尴尬”这个双音节单语素词(双音节单纯词)中，“尬”的字音，在被用来表示尬笑、尬聊、尬黑、尬舞、尬演、尬住和不尴不尬等等词语的“尬”前，就是一个无义音节。在汉语中，只有数量极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个别音节是无义音节。无义音节的归宿不外三种情况：一、因被当成单音节语素使用而变成有义音节。例如，“尬”的字音，原本只是一个有音无义的音节，但在近些年来被用来表示尬笑、尬聊、尬黑、尬舞、尬演、尬住和不尴不尬等等词语的“尬”后，却变成了一个具有“尴尬”这个义项的有义音节。二、因一向不被当成单音节语素使用导致使用频率越来越低而渐渐消亡。就算是有义音节例如“挼”的字音也存在这种情况，何况是那些从来不被用来表示任何语义的无义音节。三、因被当成拟声语素使用具有模拟某个声音的义项而变成有义音节。由于语言具有能产性，因此，在汉语中，一个无义音节即使从未被当成拟声语素用过，也不能确定它将来一定不会被当成拟声语素来用。因此，每个无义音节尽管不是现实的有义音节但却都是潜在的有义音节。因而，在现代通用汉语中，由于语言具有能产性，音节不是现实的有义音节就是潜在的有义音节、没有无义音节。这就是说，由于语言具有能产性，音节不是现实的单音节语素的语音就是潜在的单音节语素的语音。因此，分析音节就是分析现实的和潜在的有义音节，就是分析表现为音节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最小表义单位——单音节语素的语音，简单地说，就是分析单音节语素的语音。声调语言分成单音节声调语言和多音节声调语言两类。汉语是单音节声调语言。在多音节声调语言中，声调表现为音节数量不定的语素、词语等语言单位的音调。然而，在汉语中，声调总是表现为音节数量唯一的单音节语素或单音节词的音调，简单地说，声调总是表现为音节的声调，具体地说，排除因受前后音节的声调等外部影响而发生的变调情况，每个音节都有且仅有一个声调。在现代通用汉语中，音节的音调差异和音质差异都构成对立。因此，在已有析音法中，一种方法是先析出节调和节质再析出构成节质的质素从而把音节分析成由节调与构成节质的质素序列构成的音节。这种析音法就是节调质素分析法。
[24]第一代反切是古人在第二代析音形成以前根据第一代析音法制作的反切。相对第一代反切，根据第二、第三和第四代析音法制作的反切依序就是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反切。第二代析音法产生以后，古人制作反切，通常不再根据第一代析音法制作反切。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第二代析音法产生以后，个别古人制作反切还在根据第一代析音法制作反切。然而，即使古人根据第二、第三或第四代析音法制作反切，也要先把第二、第三或第四代析音法还原成一种两段二分法，才能制作反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反切也是根据两段二分法制作的反切。
[25]第一代析音法的产生再晚也是和反切的发明同时的。第一代析音法是声韵二分法。声韵二分法的产生可能比反切的发明还早。尽管目前没有确凿史实证明声韵二分法的产生早于反切的发明，然而声韵二分法的产生最晚不会晚于反切的发明，即便不是更早，也是同时产生的。根据考证，古人在第二代析音法形成以前制作的反切都是根据声韵二分法制作的反切、都不是根据其它析音法制作的反切。因此，声韵二分法的产生再晚也是和反切的发明同时的。反切的发明是声韵二分法存在的标志。在没有确凿史实证明声韵二分法的产生早于反切的发明的情况下，用反切的发明时间作第一代析音法的产生标志是合理的。因此，反切的发明是第一代析音法产生的标志。
[26]反切上字与被注音字双声、反切下字与被注音字叠韵，这就是体现在反切中的双声叠韵关系。清末陈澧(1810 ～ 1882)在《切韵考·序》中说：“切语之法，以二字为一字之音；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上字定其清浊，下字定其平上去入(平上去入四声各有一清一浊。详见通论)。上字定清浊而不论平上去入，如，东、德红切，同、徒红切，东、德皆清，同、徒皆浊也，然同、徒皆平可也，东平、德入亦可也。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论清浊，如，东、德红切，同、徒红切，中、陟弓切，虫、直弓切，东红、同红、中弓、虫弓皆平也，然同红皆浊、中弓皆清可也；东清红浊、虫浊弓清亦可也。东、同、中、虫四字在一东韵之首，此四字切语已尽备。切语之法，其体例精约如此，盖陆氏之旧也。今考切语之法，皆由此而明之。”
[27]刘勰(约公元 465 ～ 520)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说：“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南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倡“声病”说，这种学说在唐朝时演变成为“四声八病”论。八病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指作诗在声律上应当避忌的八种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主要涉及声调方面的问题，这里不作详述。大韵指在五言律诗中如以“新”为韵，在韵之前九字中不能出现“人”、“津”、“邻”、“身”、“陈”等与“新”同韵的字，否则就是犯“大韵”。小韵指在韵之前九字中不能出现彼此同韵(叠韵)的字，否则就是犯“小韵”。旁纽一名大纽，即如在五字句中已有“月”字，就不能出现“鱼”、“元”、“阮”、“愿”等与“月”字同声纽的字(即不能出现与“月”双声的字)，否则就是犯“旁纽”。正纽一名小纽，即以“壬”、“衽”、“任”、“入”为一纽(即以平、上、去、入四声为一纽)，如在五字句中已有“壬”字，就不能出现“衽”、“任”、“入”等字，否则就是犯“正纽”。从总体上说，旁纽就是在诗句中不该出现双声的地方出现了双声；大韵、小韵和正纽就是在诗句中不该出现叠韵的地方出现了叠韵。这说明古人已经从理论上认识了什么是双声叠韵。根据《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谢庄：‘何谓双声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璈碻为叠韵’。”王玄谟和桓护曾率兵北伐，在璈碻打过败仗，由于当时“玄”、“护”双声，“璈”、“碻”叠韵，因此，谢庄用解释什么叫双声叠韵来跟他们开玩笑。这说明古人在语言中已经掌握了什么是双声叠韵。用双声词语说话，称为双声语，又称为体语。南北朝时代盛行双声语。《北齐书·徐之才传》说：“(徐之才)尤好剧谈体语。”这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体语。只不过，徐之才说的体语，与一般的双声语略有不同，比如他说一个姓卢的人是：“生男则为虏，养马则为驴。”就是根据卢、虏、驴三个字同声，都是来声，用虏、驴来暗示那个人姓卢。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陇西李元谦乐双声语。尝经(郭)文远宅……曰：‘是谁第宅过佳？’值婢春风出曰：‘郭冠军家’。元谦曰：‘凡婢双声。’春风曰：‘儜奴慢骂。’”这里的对话都是用双声语。“是谁”两字禅声，“第宅”两字定(澄)声，“过佳”两字见声，这句话是三组双声字。“郭冠军家”四个字都是见声。“凡婢”两字並(奉)声，“双声”两字审声，这句话是两组双声字。“儜奴”两字泥声，“慢骂”两字明声，这句话也是两组双声字。这一类的双声语是真正的双声语。南北朝时代盛行双声语，这说明古人在语言中已经广泛应用双声叠韵。
[28]反切，在成为通用术语前，曾被称为“反语”、“切韵”或“反音”，偶尔也被称为“翻切”；在成为通用术语后，也还被人称为“切语”或“切音”。古人在《广韵》成书前不用“反切”这个术语，而用“反语”、“切韵”或“反音”。简略地说，古人在南北朝时称“反切”为“反语”，在隋末唐初后称“反切”为“切韵”，在唐朝时一度称“反切”为“反音”。即使在《广韵》成书后的北宋时期，古人仍然不用“反切”这个术语，通用“切韵”。不过存在两个例外情况。一是，北宋丁度(990 ～ 1053)在 1037 年成书的《礼部韵略》和 1039 年成书的《集韵·韵例》中首先创用“翻切”这个术语，用来取代原来的“切韵”；二是，北宋沈括在 1086 ～ 1093 年成书的《梦溪笔谈》中率先用“反切”这个术语来解说“切韵”，但仅用一次，属于偶用。“反切”这个术语，一直到南宋时期和元朝初期才逐渐盛行起来。在南宋中期编成的《切韵指掌图》中，编者用“反切”来解说“切韵”，可以说是“反切”行将取代“切韵”成为流行术语的标志。在宋元后，即使“反切”已经取代“切韵”成为流行术语，也还有人把“反切”称为“切语”或“切音”。例如，清末陈澧(1810 ～ 1882)在《切韵考》中就把“反切”称为“切语”。
[29]这个反切引自汉末曹魏孙炎(？～ 260)编撰的《〈尔雅〉音义》。
[30]这个反切引自北宋陈彭年(961 ～ 1017)等人编订的《广韵》。
[31]反切标志，在北宋陈彭年(961 ～ 1017)等人奉诏编订《广韵》前几乎全用“反”字；在《广韵》编成后，通用“切”字。在北宋时，陈彭年(961 ～ 1017)等人奉诏编订《广韵》，在反切中不再沿用“反”字，率先改用“切”字来作反切标志。在《广韵》编成后，古人不仅在注音中尽量避免沿用“反”字来作反切标志，而且还对前人著作的注音，例如《唐韵》等韵书的注音，大作改“反”为“切”的手术。结果，“切”字，代替“反”字，成为通用的反切标志。
[32]在一个作为条目的汉字有几个读音就对应标注几个反切的字典中，存在个别只有一个读音的汉字的读音、个别具有几个读音的汉字的某个或某些读音不用反切来注音的例外情况。导致这类例外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原因约有两个：⑴ 个别只有一个读音的汉字是生僻字、个别具有几个读音的汉字的某个或某些读音是生僻读音，字典编者认为，不必制作反切；⑵ 个别只有一个读音的汉字的读音、个别具有几个读音的汉字的某个或某些读音，没有合适的反切用字，无法制作反切；等等。然而，不计这类例外情况，可以认为，在这类字典中，一般地说，一个作为条目的汉字有几个读音就对应标注几个反切。
[33]在一个音节只用一个反切来记音的韵书中，存在个别音节不用反切来记音的例外情况。导致这类例外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原因约有两个：⑴ 个别音节对应的同音字集的字数极少(只有一两个字)且大约都是生僻字，韵书作者认为，不必制作反切；⑵ 个别音节没有合适的反切用字，无法制作反切；等等。然而，不计这类例外情况，可以认为，在这类韵书中，一个音节只用一个反切来记音。
[34]音书，包括韵书和除韵书外的音书。韵书特指根据韵类划分音节类别的音书。除韵书外的音书，是指从语音上系统分析说明汉字读音的图书，包括根据音序编排的字典、不根据音序编排但大致根据某一韵书的反切注音或附有作为注音根据的韵图或注音方案的字典等。
[35]在一个音节只用一个反切来记音的韵书出现以前，古人在注书或字书(字典)中注音，即便是在同一作者编著的注书中或在同一字典中，在给具有相同读音的不同汉字注音时，也不大可能做到全部同音字的读音共用一个形式完全相同的反切，也就是说，也不大可能做到构成各字的反切的两个用作注音符号的汉字分别相同。根据已知事实判断，在一个音节只用一个反切来记音的韵书出现以前，古人在注书或字书(字典)中注音，一个同音字集的不同汉字的读音，在同一作者编著的注书中或在同一字典中，往往存在不止一个反切上字或不止一个反切下字的同音反切。
[36]反切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声韵二分法的产生可能比反切的发明还早。汉语曾系统使用变音法构词。变音构词法是单音节词占数量优势并处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主要构词法。古人开始使用变音法构词的时间比反切的发明时间早得多。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伴随一个比较新词和原词的语音差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存在任何析音方法的情况下，造词人只知新词和原词的语音相比局部起了变化、有点不同，确实不知究竟是音节的哪个部分或哪种成分起了变化、有何不同。然而，在汉语中，在变音构词法由兴到衰的过程中，同时存在一种既是天然生成的又是十分简单的析音方法，这就是古人在说韵语写韵文例如创作诗词歌赋时经常用到的比较声韵差异的双声叠韵法，这就是声韵二分法。在这种情况下，古人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就会用到声韵二分法，就会根据声韵二分法比较新词和原词的声韵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变音构词法不是变声构词法就是变韵构词法，根据变音法构词就是根据声韵二分法变声或变韵构词。在这种情况下，造词人不仅知道新词和原词的语音相比局部起了变化、有点不同，而且明确知道是声或韵起了变化、是声或韵不同。因此，声韵二分法早在古人根据变音法构词时就有了、甚至是和诗歌一起产生的。诗歌和变音构词法都比反切产生得早。因此，声韵二分法比反切产生得早。然而，目前既没有足够的史实证明古人在反切产生前说韵语写韵文时确实用过双声叠韵法(声韵二分法)来比较声韵差异，也没有足够的史实证明古人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确实用过双声叠韵法(声韵二分法)来比较声韵差异。因此，声韵二分法比反切产生得早，只能存疑，不是定论。然而，在声韵二分法不是可能而是确实比反切产生得早的情况下，在汉字产生和形成后，在构造新词并给新词造字时，在给有词无字的旧词造字时，就会有人个别地、部分地、逐渐地，根据构词时的析音活动，也就是说，根据声韵二分法，用两个汉字把造出的新词或新字的音节记录下来，用来临时记音。清代刘熙载(1813 ～ 1881)《说文双声·序》说：“切音……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叠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叠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叠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虽然形声字不是反切，但是形声字不都是和它的谐声偏旁(声旁)完全同音的同音字，形声字和它的谐声偏旁多数是同声或同韵但不同音的近音字，因此，从构词的意义上分析，构造这些形声字对应的新词的构词活动，必然包含声韵二分法，因而，在给这些新词造字时，必然会引发造字人重复构词人在构词时根据两段二分法析音和根据两段二分法拼音的活动。在语言中，新词是一个一个地逐渐产生的，因此，构词人在构造新词时根据两段二分法析音和根据两段二分法拼音的活动，也是一个一个地由个别构词人进行的。在汉字中，新字也是一个一个地逐渐造出的，因此，在构造新字时引发的造字人重复构词人在构词时根据两段二分法析音和根据两段二分法拼音的活动，也是一个一个地由个别造字人进行的。因此，那种认为反切是汉语自古以来就有的合音的发展的说法，即反切自发形成说，可以说也言之成理。因为只有在构词时，构词人才会自觉地使用合音(声韵拼音)，这个合音只有因为它是词音(字音)才能传承下来，并被造字人或注音人(例如服虔、应劭和孙炎)用两个汉字记录下来。古人一般不会为合音而合音，不是词音(字音)的合音在语言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宋代沈括、郑樵，明清之际顾炎武都持有这种看法。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说：“按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谓‘盍’……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是也。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八月断壶，今人谓之胡卢。《北史·后妃传》作瓠芦。瓠芦正切壶字。……。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合音字虽然不是反切，但是合音这种语音活动却是一种根据声韵二分法拼音的拼音法的特例，如果不是把合音理解为无意识的偶然的急声活动，而是理解为有意识的必然的构词活动包含的语音活动，合音就是一种根据声韵二分法拼音的拼音法，而反切无论怎么解说就是声韵二分法的记音方法、根据反切拼音无论怎么解说就是根据两段二分法拼音。因此，反切是自发形成的不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
[37]声韵二分法的产生可能比反切的发明还早。汉语曾系统使用变音法构词。变音构词法是单音节词占数量优势并处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主要构词法。古人开始使用变音法构词的时间比反切的发明时间早得多。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伴随一个比较新词和原词的语音差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存在任何析音方法的情况下，造词人只知新词和原词的语音相比局部起了变化、有点不同，确实不知究竟是音节的哪个部分或哪种成分起了变化、有何不同。然而，在汉语中，在变音构词法由兴到衰的过程中，同时存在一种既是天然生成的又是十分简单的析音方法，这就是古人在说韵语写韵文例如创作诗词歌赋时经常用到的比较声韵差异的双声叠韵法，这就是声韵二分法。在这种情况下，古人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就会用到声韵二分法，就会根据声韵二分法比较新词和原词的声韵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变音构词法不是变声构词法就是变韵构词法，根据变音法构词就是根据声韵二分法变声或变韵构词。在这种情况下，造词人不仅知道新词和原词的语音相比局部起了变化、有点不同，而且明确知道是声或韵起了变化、是声或韵不同。因此，声韵二分法早在古人根据变音法构词时就有了、甚至是和诗歌一起产生的。诗歌和变音构词法都比反切产生得早。因此，声韵二分法比反切产生得早。然而，目前既没有足够的史实证明古人在反切产生前说韵语写韵文时确实用过双声叠韵法(声韵二分法)来比较声韵差异，也没有足够的史实证明古人在根据变音法构词时确实用过双声叠韵法(声韵二分法)来比较声韵差异。因此，声韵二分法比反切产生得早，只能存疑，不是定论。
[38]孙炎卒年参考吴承仕《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辨证》第 31 页。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1981)中推断：“孙炎虽然是三国时人，恐怕也是汉末出生的人。”
[39]汉语是在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后变成声调语言的。汉语曾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变调构词法是单音节词占数量优势并处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一种构词法。“变调构词指利用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它是音变构词的一种类型”🔍 (孙玉文-2000)。研究表明，最晚从《诗经》时代起，汉语就已经采用变调法构词。尽管学界对于变调构词法产生之前汉语是否已是声调语言存在争议，然而，可以明确，自系统采用变调构成法后，汉语音节已经用声调对立来辨别意义，也就是说，汉语音节已经存在对立的声调，这标志着汉语已经是一种声调语言。
[40]古人从理论上析出节调的时间，比古人从直觉上辨认节调的时间要晚得多。汉语是在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后变成声调语言的。汉语曾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研究表明，最晚从《诗经》时代起，汉语就已经采用变调法构词。在根据变调法构词时，古人必定能够从直觉上辨认节调，因此，古人从直觉上辨认节调的时间，和古人采用变调法构词的历史同样悠久。然而，在古人析出节调以前，也就是说，在汉末魏晋刘宋时，古人不仅还未发现舒声韵音节根据声调对立分为平声、上声和去声三类；而且还未把促声韵音节分析成声调与舒声韵音节的三类声调(平声、上声和去声)都对立的入声。这就是说，如不考虑促声韵音节与舒声韵音节到底是声调不同还是韵母不同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段上，古人虽然知道音质相同而声调不同的音节各不相同，且能表达不同的意义，但在析音时却不知它们只是声调不同。这就是说，在古人析出节调以前，古人虽然从直觉上能够辨认节调，但却不能从理论上析出节调。只有从理论上析出节调，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一般是先根据调类划分韵段类别再根据韵类划分音节类别。如果不从理论上析出节调，那就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因此，在南朝齐梁以前，古人还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只有先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才能从调类相同的音节中分出这类音节的声调。如果不先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那就不能从调类相同的音节中分出这类音节的声调。因此，在南朝齐梁以前，古人还未从理论上析出节调。
[41]反切在东汉末期时产生、在汉末曹魏时形成。第二代析音法(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在齐梁时产生，在《切韵》问世时形成。因此，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产生的时间，比反切的形成时间约晚两百到三百四五十年。
[42]经过考证，目前还没有发现在《四声谱》成书以前存在与其类同的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的韵书，因此，在《四声谱》成书以前，声韵二分法还没有演变成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一般是先根据调类划分韵段类别再根据韵类划分音节类别。在《四声谱》成书以前，古人还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因此，这个时期的韵书，例如曹魏李登的《声类》和西晋吕静的《韵集》等，只能是声韵二分法阶段的韵书。然而，这些韵书早已失传，因此，它们对节调是否作某种形式的说明，是否和后来沈约(441 ～ 513)编写的《四声谱》和陆法言编写的《切韵》一样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留待考证。然而，即使经过考证证明这些韵书，已经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是后一阶段的韵书，在各代析音法中实际存在声韵二分法这个阶段，同样也是确定无疑的。况且，后起的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即使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但记音时总是用反切来注音，而在反切中一直都没有把声调从声段和韵段中分离出来用专门的调号来标调，反切下字记录的韵段，都是包含声调的韵段，韵质(韵基或韵身)相同调类不同的音节，反切下字不同，因此，从反切的观点看，用反切作为记音方法的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仍然算是声韵二分法。
[45]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授权国师八思巴(1239 ～ 1280)创制的拼音文字，当初称为蒙古新字，后来称为蒙古字，现在称为八思巴字。八思巴字的字母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少数梵文字母，还有几个新造字母。八思巴字以音素为表音单位，字母分辅音和元音。元音 a 不设专门字母，用依附于辅音字母(包括作韵头的半元音字母[j]、[w])的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的辅音字母(包括零声母符号)或韵头字母后面不写其它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 a。书写单位是音节，不是词。从左至右直行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由于书写单位不是词，加上不使用标点符号，因此，阅读时只能靠上下文判断词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八思巴字，按当时的要求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因此，也曾用来书写过汉语。用八思巴字拼写的汉语，称为八思巴字汉语(近代汉语通语)。八思巴字汉语拼写汉语时不标声调，因此，如果原文没有汉字对照或没有其它参考材料，往往难以确定拼写内容对应的汉字。《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通用备检之本”，在 1269 ～ 1292 年间编成，编者不详。元代刻印本流传至清代道光年间，后亡佚。现仅存一个旧手写本，有残阙，也已流失国外。正文分为 15 个韵(部)：⑴ 东，⑵ 庚，⑶ 阳，⑷ 支，⑸ 鱼，⑹ 佳，⑺ 真，⑻ 寒，⑼ 先，⑽ 萧，⑾ 尤，⑿ 覃，⒀ 侵，⒁ 歌，⒂ 麻，各韵顺序按收音类聚，大致不乱。⑴ ～ ⑶ 为穿鼻韵(软腭鼻尾韵)，⑷ ～ ⑹ 为展辅韵(鱼兼敛唇韵)，⑺ ～ ⑼ 为抵腭韵(龈腭鼻尾韵)，⑽ ～ ⑾ 为敛唇韵，⑿、⒀ 为闭口韵(双唇鼻尾韵)，⒁、⒂ 为直喉韵。每一韵又分为若干韵类，每一韵类里面，按照声类的一定顺序(始见终日)排列同音字组，上冠八思巴字字头，下列所拼汉字，汉字标明平上去入(支鱼佳萧歌麻六韵有入)四声，四声相承。共收八思巴字 814 个，残阙处可补约 35 个；共收汉字 9149 个，残阙处可补约 302 个。由于《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通用备检之本”，因此，它反映当时汉语通语语音最全面最系统，是研究八思巴字汉语(近代汉语通语)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蒙古字韵》是元代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韵书，它蕴含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的因素。在《蒙古字韵》中，如果把标示汉字调类的标志(平上去入)作成调号，称为调类，从八思巴字中分出韵母并把韵母看作一个未作分析的整体，称为韵母，不是把调号赘加在汉字旁而是转移并附加到对应的八思巴字(韵母)上，就是最早的记录汉语语音的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但这种关系在《蒙古字韵》中没有发生，因此，《蒙古字韵》只是蕴含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的因素。
[46]把声调从声段和韵段中独立出来，并用专门的调号来标调的方案，也就是说，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到清末汉语拼音文字运动(前期称为切音字运动)兴起后才出现。卢憨章是清末第一个提出改革汉字和制订切音字(拼音文字)方案的人。他拟订的《中国切音新字》，严格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是最早的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方案。卢憨章经过 10 年研究，在 1892 年拟成一个“两字合切成音(声韵双拼)”的厦门话切音字方案，采用拉丁字符和它的变体记音，取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出版课本《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传授。1898 年他把自己的方案呈交清政府审查，但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搁置下来。1905 年他到北京，再次呈交方案。这时王照的汉字偏旁式切音字方案《官话合声字母》在北方流行，因此他放弃原来的方案，又拟订了一个“两字合切成音”的北京话切音字方案，采用汉字笔画记音，取名《中国切音新字》，呈交清政府审定。但清政府不予采用。他只好回到厦门，并在 1906 年出版课本《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在民间推行。在汉语拼音文字运动中，属于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的方案，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传音快字》采用速记符号记录声母和韵母，声母称“声”或“声母字”，韵母称韵或“韵母字”；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用小圈标调，标在字的两边，按左右、远近、连笔和分笔区别调类；多音节词可以连写。在汉语拼音文字运动中，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方案，例如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采用声介合母的方式记音，也是根据一调二质分析法记音的记音法。
[47]汉语是在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后变成声调语言的。汉语曾系统使用变调法构词。变调构词法是单音节词占数量优势并处主导地位的时期的一种构词法。“变调构词指利用声调的变化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它是音变构词的一种类型”🔍 (孙玉文-2000)。研究表明，最晚从《诗经》时代起，汉语就已经采用变调法构词。尽管学界对于变调构词法产生之前汉语是否已是声调语言存在争议，然而，可以明确，自系统采用变调构成法后，汉语音节已经用声调对立来辨别意义，也就是说，汉语音节已经存在对立的声调，这标志着汉语已经是一种声调语言。
[48]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的方法，最初表现为把全部音节分成平、上、去、入四类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产生，也就是说，齐梁周颙编写的《四声切韵》或沈约(441 ～ 513)编写的《四声谱》成书，是节调声质韵质分析法产生的标志。在齐梁时，古人不仅发现舒声韵音节根据声调对立分为平声、上声和去声三类；而且把促声韵音节分析成声调与舒声韵音节的三类声调(平声、上声和去声)都对立的入声。在稍后的《切韵》系的韵书中，反切就是以这种分类为纲编排的。
[49]据《梁书·庾肩吾传》记载，“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又据《南史·陆厥传》记载，“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据《南史·周朗传》记载，周朗族孙周颙宋明帝时任国子博士兼著作，“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后卒于官。子舍。”又据《梁书·沈约传》记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梁武帝)雅不好焉。帝(梁武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这些文献说明，在齐梁时，古人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了音节根据调类分为四类，取名平、上、去、入，统称四声，并用“天、子、圣、哲”四字的字音来作举例说明。综述说明，在齐梁时，周颙和沈约等人，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揭示了汉语语音的一个基本特征，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节调三种成分的基础。换句话说，在齐梁时，古人初步提出了音节由节调和节质两类性质不同的元素构成且节质由声母和韵母构成的析音方法。
[50]在南朝齐梁以前，古人还未从理论上析出节调。在古人析出节调以前，也就是说，在汉末魏晋刘宋时，古人不仅还未发现舒声韵音节根据声调对立分为平声、上声和去声三类；而且还未把促声韵音节分析成声调与舒声韵音节的三类声调(平声、上声和去声)都对立的入声。这就是说，如不考虑促声韵音节与舒声韵音节到底是声调不同还是韵母不同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段上，古人虽然知道音质相同而声调不同的音节各不相同，且能表达不同的意义，但在析音时却不知它们只是声调不同。这就是说，在古人析出节调以前，古人虽然从直觉上能够辨认节调，但却不能从理论上析出节调。只有从理论上析出节调，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如果不从理论上析出节调，那就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因此，在南朝齐梁以前，古人还不能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只有先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才能从调类相同的音节中分出这类音节的声调。如果不先根据调类划分音节类别，那就不能从调类相同的音节中分出这类音节的声调。因此，在南朝齐梁以前，古人还未从理论上析出节调。
[51]这种观点认为，不仅周颙在《四声切韵》中和沈约在《四声谱》中都根据节调对立析音，而且《四声切韵》成书比《四声谱》成书还早，因此，不是沈约在《四声谱》中而是周颙在《四声切韵》中最早根据节调对立析音🔍 (谭世宝-2009)。
[52]这个时期也被称为韵书时期🔍 (施向东-2008)。他认为，到韵书时期，平、上、去、入四声被发现，韵书按四声分卷，也就是说，古人认识到了一个字可以分为声母、韵母和节调三个要素。然而，学界认为，在周颙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成书前，已有《声类》和《韵集》等韵书，因此，第二代析音法时期不宜称为韵书时期。
[53]注音字母是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产生的。在清末 20 年间，民间产生了 27 种以“言文一致”和“普及教育”(后来又增加“统一国语”)为目标的拼音方案，叫做“切音字”。在这些方案中，卢憨章拟订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时间最早，王照、劳乃宣拟订的《官话合声简字》推行最广，影响最大。1910 年冬，各地纷纷提出“说帖”(提案)要求清朝政府资政院奏请政府颁行和推广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合声简字》，实施国语教育。提案经审查，提出四点意见，大意认为：“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主张“将‘简字’正名为‘音标’”，用来“拼合国语”和“范正汉字读音”。1911 年夏，这些意见被提交到当时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讨论。经过讨论，议决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五项办法，其中第三和第四项与“音标”关系最直接。第三项为：审定“音、声、话之标准”。音“以京音为主”，声“以不废入声为主”，话“以官话为主”。第四项为：选定音标。要求音标“音韵须准须备，拼法须合公例，字画须简，形式须美，书写须便”，并“须兼备行楷两种”。但 10 月发生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这些办法就成了“民国”要办的办法了。民国元年(1912)7 月 10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把清末资政院提出的“音标”改称“注音字母”，用“注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决议案内容共有七点，其中第五和第六点与“注音字母”关系最直接。第五点为：“字音既定，宜将一切音韵纳于少数母韵(字典等韵有三十六母、十二韵，母者辅音，韵者主音)，凡一母一韵，皆用一韵表之，名曰字母”。第六点为：“字母形体，但凡笔画简易，便于书写，由教育部征集各种字母形体，酌取其一”。同年 12 月，教育部根据这个决议案，成立筹备处，筹备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 年 2 月 15 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第一步审定 6500 多字的“国音”，第二步核定音素和采定字母。会上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有采用汉字偏旁笔画的，有自造符号的，有采用罗马字符及其变体的，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 38 个，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有 15 个采自 1908 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迳省之形”制订的《纽文·韵文》。于是，这套汉字笔画形式的拼音方案产生了。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字母通过后，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规定将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或另添“国语”一门，小学课本一律在字旁添注“国音”，中小学教师必须以“国音”授课。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动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套字母直到五年后的 1918 年 11 月 25 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公布时增加一个“儿”，成为 39 个。
[54]第四代析音法(节调质素分析法)在明末时产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明末时，来华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 ～ 1610)等人拟订的《西字奇迹》方案，1625 年来华法国人金尼阁(1577 ～ 1628)在利玛窦等人拟订的方案基础上写成的《西儒耳目资》方案，明确析出了韵母的韵尾。另方面，在明末时，古人根据字尾分韵，把韵分为六类，实为分析韵尾。明末沈宠绥(？～ 1645)在《度曲须知》中把字音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段，把字尾分为噫音(收音-i)、呜音(收音-u)、鼻音(收音-ŋ)、抵腭音(收音-n)、闭口音(收音-m)和直出无收的单韵母和后响复韵母六种。随后，大约比沈宠绥晚几十年，清初毛先舒(1620 ～ 1688)在《韵学通指》中把字尾分为“穿鼻”(收音-ŋ)、“抵颚”(收音-n)、“闭口”(收音-m)、“展辅”(收音-i)、“敛唇”(收音-u)和“直喉”6 种，也就是说，按字尾分韵把韵分为穿鼻、抵腭、闭口、展辅、敛唇、直喉六部。
[55]高本汉最大的贡献，是把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古形的方法引入到汉语语音学中，使汉语语音学除分类外，在拟音上有了一套比较合适的方法和方便的工具。他用这种方法，从各个方言的现在读音出发，加上外语译音，例如日语的吴音和汉音，越南语和朝鲜语的汉字音，等等，上溯推求并用音记录录出所谓“7 世纪长安音”，实际是洛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通语语音。他的这些工作说不上完美，不过他带来了新方法，运用了新材料，所以在运用历史比较法和方言资料上他和陈澧成了“百世不祧之宗”。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汉语语音学著作，不论申述他的意见还是改正他的意见，都离不开他的影响。今人多半还是他俩的信徒。
[56]《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形成还有更深的历史背景。在《注音方案》公布后，汉语拼音文字运动(前期称为切音字运动)并无偃旗息鼓、而是继续深入，《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拉丁字符)拼音的问题。1923 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发表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等文章。赵元任提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 25 条原则和一个国语罗马字方案的草稿。钱玄同、周辨明、林语堂、许锡五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罗马字拼音方案。1923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黎锦熙、叶谷虚等也提案请求公议一种罗马字拼音方案，与注音字母同时推行。大会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指定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周辨明、林语堂、汪怡、叶谷虚、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 11 人为委员。但由于时局变动，委员会无法开会，改由刘复发起的研究音韵学的“数人会”进行讨论。“数人会”的 6 个成员中，5 个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在京委员。经过一年时间，开会 22 次，九易其稿，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 年 9 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通过并提请教育部公布。1928 年 9 月 26 日，民国政府大学院公布了这套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
[57]汉语的音位系统是以质位和调位为元素的语音系统，是根据节调质素分析拼音的基础。根据节调质素分析拼音，泛指任何一种以汉语的音位系统为基础的拼音。在汉语中，根据节调质素分析拼音的方案，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先后有《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教会罗马字拼音、威妥玛拼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汉语拼音方案》，等等。《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经常被简称为《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典型的根据节调质素分析拼音的方案，是《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等已有根据节调质素分析拼音的方案的继承和发展。《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语音系统是汉语的音位系统的一种。
[58]元人周德清(1277 ～ 1365)在 1324 年时发表《中原音韵》。在《中原音韵》成书时，传统韵书(小学派韵书)形成的习惯势力相当强大。然而，《中原音韵》成书的时期，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而《中原音韵》是专为指导北曲创作而编著的，因此它能冲破传统韵书的传统势力、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从当时的实际语言出发，完整真实地记录下了活跃在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治世之音”)。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整理成书的《中原音韵》，后来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从那时起，曲韵派韵书兴起，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语音学的发展。大约 300 年后，明末沈宠绥(？～ 1645)在《度曲须知》中把字音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段，根据字尾划分曲韵类型，提出根据“出字”、“归韵”、“收音”三音相切法拼音，也就是说，根据字头、字腹、字尾相拼的三拼法拼音的理论。根据反切，读字时，用声韵相切成字，即用两音相切成字，这是汉语语音学传统。然而，沈宠绥说，唱曲用两音相切不及三音相切。所谓两音，指声韵，所谓三音，是在声韵之外，加一收音(实际是从有尾韵中分出收音)，如“萧”字，在唱念时除以“西”、“鏖”两音相切外，还要以“呜”音收尾，这样才唱出一个完整的“萧”字。简单地说，就是用“西鏖呜”来切(唱)“萧”字。否则出口时是“萧”，收音时就不是“萧”了。从有尾韵中分出收音后，字音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个部分(无尾韵的字除外)。这种理论不仅对戏曲演唱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汉语语音学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根据汉语音节结构的特征，字(字音)不仅可以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段，而且可以根据“出字”、“归韵”、“收音”三段唱曲法唱曲和三段拼音法拼音。在曲韵中，字头包含声母和介质，即指声介合母，这和等韵学派通常把韵头分在韵母一边的方法不同；出字指声母和介质的唱法。传统戏曲演唱要求“审五音、正四呼”。“五音四呼”的涵义，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喉、舌、齿、牙、唇，谓之五音。……开、齐、撮、合，谓之四呼。……喉、舌、齿、牙、唇者，字之所从生，开、齐、撮、合者，字之所从出。喉、舌、齿、牙、唇，各有开、齐、撮、合”。字腹指韵腹；归韵指韵腹的唱法。字尾指韵尾；收音指韵尾和无尾韵的唱法。出字、归韵、收音是戏曲传统唱念中，使声音与字音密切结合所必须遵守的法则。收音是区分各种字尾，使唱念时字音最后交代完整的唱法。如果没有收音，字音失去最后归宿，就成为“飘音”。在唱念时，头、腹、尾三音，既要交代清楚，又须浑然一体，如果割裂，则是大病。字尾的分出和尾音的唱法，从汉语语音学上看就是析出了韵尾。在创作《度曲须知》以前，沈宠绥还创作了它的姊妹篇《弦索辨讹》。在《弦索辨讹》中，他选录了北曲《西厢记》各套及南曲传奇中部分北曲套数的唱曲共 375 首，对其中凡属闭口、撮口、鼻音、开口、穿牙、阴出阳收的字音，均在曲词旁用符号分别标明，以作演唱准绳。在《度曲须知》中，他为了帮助唱曲者掌握四声音韵的要领，把这些要领编成了各种口诀。有《四声宜忌总诀》，如“阴去忌冒”之类。《出字总诀》，如“一东钟，舌居中。二江阳，口开张”之类。《收音总诀》，如“曲度庚青，急转鼻音”，“江阳东钟，缓入鼻中”之类。还有《入声收诀》，说明平上去三声南北大略相同，唯入声南北各异，处理好入声字，对南曲演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见，沈宠绥事实上已经开始按发音部位分析韵尾。大约比沈宠绥晚几十年，清初毛先舒(1620 ～ 1688)在《韵学通指》中明确根据字尾分韵，把曲韵分为直喉、展辅、敛唇、穿鼻、抵腭、闭口六部，也就是说，把字尾分为“穿鼻”(收音-ŋ)、“抵颚”(收音-n)、“展辅”(收音-i)、“敛唇”(收音-u)、“直喉”(即直出无收(或称收本音)，韵基或韵腹充当韵母，如 a、e、o、i、u、y 等)及“闭口”(收音-m)等 6 种(现在闽、粤和客家等方言中还有双唇鼻韵尾 m)。他还在《南曲入声客问》中专门回答南曲演唱中的入声字的唱法(发音)问题，指出，由于入声字没有闭口音，也无穿鼻、抵腭韵，演唱时只有吐字、作腔，而无收韵。后来，小学派韵书就采用了曲韵派韵书按字尾分韵的方法。清初赵绍箕在《拙庵韵悟》中按“十要”：呼、应、吸、声、音、韵、经、纬、分、合分析字音。他按呼分声，分为六呼。他说：“呼者，声之发端也。古名字头。余名为呼。”按应分析韵腹。他说：“应者，声之承转也。古名字腹。余名为应。”按吸分析韵尾，分为八吸。他说：“吸者，声之收煞也。古名字尾。余名为吸。”八吸为：一、运颚，指单元音 u、ǝ、i、ɿ、ʅ、y 充当的韵母(称为奇韵也被称为独韵)；二、逆鼻，指收音为-n；三、顺鼻，指收音为-ŋ；四、敛龈，指收音为-i；五、伸龈，指收音为-u；六、抑嗓，指收音为-e 和-ʔ；七、扬嗓，指开尾-a 和-o；八、曲咽，指儿化韵(收音为-r)。按韵分析韵母，首先把韵母分成奇韵和偶韵两个大类，然后把偶韵或按开齐归类或按合撮归类，归类成为二十八个通韵，最后不分开齐合撮把偶韵归类成为十四个通韵。奇韵，相对通韵，也被称为独韵，指单元音 u、ǝ、i、ɿ、ʅ、y 充当的韵母。相对奇韵，偶韵既包括二质韵母和三质韵母也包括单元音 a、e、o、ɚ 充当的韵母，主要指二质韵母和三质韵母。清代贾存仁在《等韵精要》中定收音为 6 种：-i、-u、-n、-ŋ、-m 及直尾。贾氏以前，曲家只把字音分为字头、字腹、字尾三段，他提出一个音节应分为头、颈、腹、尾四段。颈，就是韵头，这是汉语语音学的一个进步。
[59]在学术上，由于韵质的归类标准不同，不同的韵母系统，韵质个数和韵母个数往往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大同小异的韵母系统主要有七套：第一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八个单纯韵质(ᴀ、o([ɤ]和[o])、ᴇ[ᴇ]、i、u、y、ʅ([ɿ]和[ʅ])和 ɚ[ɚ])和八个复合韵质(ᴀi、ᴇi、ᴀu、ou、ᴀn、ᴇn、ᴀŋ 和 oŋ)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六类的韵母系统。第二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九个单纯韵质(ᴀ、o[o]、ɤ[ɤ]、ᴇ[ᴇ]、i、u、y、ʅ([ɿ]和[ʅ])和 ɚ[ɚ])和八个复合韵质(ᴀi、ᴇi、ᴀu、ou、ᴀn、ᴇn、ᴀŋ 和 oŋ)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七类的韵母系统。这就是《注音符号方案》的韵母系统。第三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九个单纯韵质(ɑ、o[o]、e[ɤ]、ê[ᴇ]、i、u、y、ʅ([ɿ]和[ʅ])、ɚ[ɚ])和九个复合韵质(ɑi、ei、ɑu、ou、ɑn、en、ɑŋ、eŋ 和 oŋ)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八类的韵母系统。这就是《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韵母系统。《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与《注音符号方案》的“韵母”系统相比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把《注音方案》的“韵母”ㄨㄥ分为 onɡ 和 uenɡ，分别归入开口呼和合口呼；二是把《注音方案》的“韵母”ㄩㄥ记为 ionɡ 归入齐齿呼。由于《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既分别韵母 e[ɤ]和 o[o]，又分别韵母 onɡ 和 uenɡ，主要由于在《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中表示中元音的音位存在交叉、不太合理，因此，在说明音元系统时不采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第四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十个单纯韵质(a、o[o]、ə[ɤ]、e[ᴇ]、i、u、y、ɿ、ʅ 和 ɚ)和八个复合韵质(ai、ei、au、ou、an、ən、aŋ 和 əŋ)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八类的韵母系统。多数《现代汉语》教材例如黄伯荣和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用的就是这套韵母系统。这套韵母系统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系统相比有三处不同：⑴ 把《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 i([ɿ]和[ʅ])分为 ɿ 和 ʅ，把中元音分析为三个音位 o、e 和 ə，从而把单质韵母分为 10 个；⑵ 根据《注音方案》把《汉语拼音方案》的韵母 onɡ 和 uenɡ 合为一个韵母，归入合口呼；⑶ 根据《注音方案》把《汉语拼音方案》的齐齿呼韵母 ionɡ 归入撮口呼。这套韵母系统，由于用 ə 来表示单质韵母[ɤ]、分布在后鼻韵母中的[ɤ]和分布在前鼻韵母中的[ə]，从而把中元音分析为三个音位 o、e 和 ə，不反映舌面前中元音只与前鼻音和舌面前高元音组合、舌面后中元音只与后鼻音和舌面后高元音组合的系统特点；由于 ɿ 和 ʅ 是互补的，因此，分别 ɿ 和 ʅ 是不必要的，因此，在说明音元系统时不采用这套韵母系统。第五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七个单纯韵质(a、ə([ɤ]、[o]和[ᴇ])、i、u、y、ʅ([ɿ]和[ʅ])和 ɚ[ɚ])和八个复合韵质(ai、əi、au、əu、an、ən、aŋ 和 əŋ)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五类的韵母系统。这套韵母系统，用 ə 来表示中元音，把单纯韵质归纳为 7 个，是一种单纯韵质个数较少的韵母系统。这套韵母系统由于 ə 过于概括，包含[e]，[ᴇ]，[ə]，[o]和[ɤ]，ə 在不同条件下表示的音质差异较大，音值生成规则必然复杂，因此，在说明音元系统时不采用这套韵母系统。第六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六个单纯韵质(a、ə([ɤ]、[o]和[ᴇ])、i、u、y 和 ʅ([ɿ]和[ʅ]))和九个复合韵质(ai、əi、au、əu、an、ən、aŋ、əŋ 和 ər)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五类的韵母系统。这套韵母系统是在第五套韵母系统基础上把韵母 ɚ 分析成带卷舌韵尾的二质韵母 ər 从而去掉卷舌单纯韵质的韵母系统。第七套、根据韵质单复把韵质分成五个单纯韵质(a、ə([ɤ]、[o]和[ᴇ])、i([i]、[ɿ]和[ʅ])、u、y)和九个复合韵质(ai、əi、au、əu、an、ən、aŋ、əŋ 和 ər)并根据韵质差异把韵母分成十四类的韵母系统。这套韵母系统是在第六套韵母系统基础上把韵母 ʅ([ɿ]和[ʅ])和 i[i]归纳为韵母 i 的韵母系统，是一种单纯韵质个数最少的韵母系统。
[61]音素分为口音和鼻音两类。口音包括口腔元音和口腔辅音。口腔元音是除鼻化元音外的元音。口腔辅音是除鼻音外的辅音。因此，口腔元音只是口音的一类、不含口腔辅音、不等同于口音。然而，在现代通用汉语中，单质韵母或由口腔元音的音质充当或由鼻音的音质充当、既没有由鼻化元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也没有由除鼻音外的口腔辅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因此，在说明单质韵母时，用口音来代指口腔元音(整体代指部分)，也就是说，把充当单质韵母的口腔元音的音质简称为口音的音质，不会产生歧义。因此，由单质元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就是由单质口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被简称为单口韵母。对应单口韵母，由单质鼻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被简称为单鼻韵母。因此，根据单质韵母是单质口音的音质或是单质鼻音的音质分类，单质韵母分成单口韵母和单鼻韵母两类。
[62]在现代通用汉语中，在把音素分为口音和鼻音两类后，出现在复合音质韵母中的辅音的音质都是鼻音的音质、都没有除鼻音外的辅音的音质，因此，在说明韵母时，用口音来代指口腔元音(整体代指部分)，也就是说，把出现在复合音质韵母中的口腔元音的音质简称为口音的音质，不会产生歧义。因此，由复合元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就是由口口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被简称为口口韵母。与口口韵母相对应，由元鼻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就是由口鼻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被简称为口鼻韵母。换句话说，根据复合音质韵母是口口合音的音质或口鼻合音的音质分类，复合音质韵母分为口口韵母和口鼻韵母两类。复合口音是复合口腔元音的简称。复合口腔元音就是复合元音。复合口腔元音从头到尾都是口腔元音，因此，被简称为口口合音。因此，口口韵母就是由口口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与口口合音相对应，口鼻合音就是元鼻合音，一类用一个非高元音的音质和一个鼻音的音质来表示，一类用一个高元音的音质、一个非高元音的音质和一个鼻音的音质来表示。口鼻韵母就是由口鼻合音的音质充当的韵母。这就是说，口鼻韵母就是元鼻韵母，就是鼻韵母。
[63]在现代通用汉语中，有一类由声调与鼻音 m、n 和 ŋ 构成的音节，在这类音节中，鼻音的音质就是音节的韵母。音节有韵母必有韵基以及充当韵基的韵腹。因此，在这类音节中，鼻音的音质就是韵母的韵基以及充当韵基的韵腹。承认这个事实，就得承认，在韵母中，韵基有由鼻音的音质充当的韵基。这就否定了韵基只能由元音的音质充当不能由鼻音的音质充当的论断，方便分析韵母 in、iŋ、uŋ、ʏn 和 ʏŋ 的性质和表现。韵母 in、iŋ、uŋ、ʏn 和 ʏŋ 的发音，前面的高元音的音质较短较弱、后面的鼻音的音质较长较强因而较响，因此，在这几个韵母中，i、u 或 ʏ 实际上是韵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韵腹，而 n 和 ŋ 实际上是韵腹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韵尾。这就是说，在这几个韵母中，鼻音的音质名为韵腹实为韵基。因此，在这几个韵母中，不能把高元音的音质分析成韵腹，否则，在发音时严格按照这种分析发音，发音就会失真。只要把通常发音较短较弱的高元音的音质稍微延长几十毫秒，相应地，把通常发音较长较强因而较响的鼻音的音质稍微缩短几十毫秒，就是实证。
添加链接描述
